我們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有一個理論叫做"生命周期的消費理論"。這個理論比較簡單，但意義還是蠻深刻的。它的基本原理可以用一個平面圖上的兩條線來表示，其中一條隨著年齡的增長向右上方傾斜，并在退休這一年垂直向下。它表示我們一生中的工作收入隨年齡和資歷的增進而上升、退休后不再有工作收入或者退休收入很少從而不足以支付日常開銷的變化態(tài)勢。這應該是一個全球普遍適用的規(guī)律。

那么，人們如何選擇自己的消費模式，以便實現收入約束條件下在世人生的福利最大化呢?生命周期消費理論認為，給家庭和個人帶來在世人生福利最大化的消費模式就是長期平穩(wěn)的消費水平。這是因為，人們的客觀消費需要是相對穩(wěn)定的。消費大幅度增加時，增量消費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　消費大幅度減少，則人們的痛苦程度會遞增。人們在消費決策時先要做三件事：首先需要算出個人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收入大概是多少;然后給自己設定一個預期的壽命(這是該理論的一個缺點，事實上人們的實際壽命是很難預測的);　最后是做一個決策，也就是打算給子女留多少遺產。假設一生可賺取1000萬元，給子女留200萬元，剩下的收入總額除以預期壽命就得到每年可以開銷的消費支出。

經濟學對儲蓄的嚴格定義是，消費者當年可支配收入減去當年的全部消費支出后的剩余部分。這相當于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農民家庭吃過、用過并扣除明年播種后的"余糧"。因此，社會儲蓄就是一國當年總產出扣除消費后的剩余產品。財富則是在某一時點上以往歷年儲蓄的加總，用貨幣表示的話，就是個人或家庭的凈資產總價值?，F金、金融資產、住宅等非生產性資產和工廠、生產工具等生產性資產，一起構成財富的四大持有形式。

人們還清債務后到退休這段時間的儲蓄積累，形成個人或家庭的財富。我在多次講授生命周期消費理論后悟出，財富本質上是我們壯年期剩余產品生產能力向老年期消費能力轉化的載體，其主要功能就是養(yǎng)老。在給學生上課時，我曾問過他們，什么是財富?有同學無法直接給出財富定義，就說"財富是身外之物"。這個說法只有很小一部分成分是對的。超出養(yǎng)老所需的部分對個人而言確為身外之物，對自身福利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但對大多數普通老百姓而言，財富的多寡對他們老年期的福利狀態(tài)還是至關重要的。

　　再討論一下財富的儲存形式。財富的儲存可以有三種方式：

再討論一下財富的儲存形式。財富的儲存可以有三種方式：

一是直接保有具有使用價值的耐用消費品，如住房、家用電器等可以提供消費服務的耐用品或實物資產。

二是老一代人把他的儲蓄借給年輕一代人用于消費，并且由年輕人未來創(chuàng)造的超出自身消費需要的剩余產品，來償還給老一代用于養(yǎng)老消費。這是以信用為基礎實現的剩余產品代際跨期交易。代際的跨期交易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由銀行作中介，表現為壯年家庭和年輕家庭在銀行的存款和借款。存款憑證即為老年一代對年輕一代剩余產品的索取權，貸款合約則為年輕一代的償債義務。另外一種是父母和子女之間的資助關系。父母給子女支付住宅購買時的首付款，而子女則有贍養(yǎng)父母、照顧父母老年生活的義務和默契。

　三是將儲蓄存入銀行、購買理財產品或投資基金、股票等方式。通過金融中介將儲蓄轉給企業(yè)，由其代理進行生產性投資，以增加未來消費品和消費服務的生產能力，實現財富的保值增值，并確保在未來需要套現時有足夠的養(yǎng)老產品和服務可供購買和消費。

　在商品和貨幣經濟中，由于社會分工已經超越家庭、地區(qū)甚至國界，面對成千上萬的產業(yè)，家庭和個人通常喪失了直接進行產業(yè)投資的能力。因而，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有必要通過金融機構或金融市場的中介平臺，從事專業(yè)投資和財富管理。

雖然中國人都很關心英國脫歐，但中國并非受影響的中心。因為中國對英鎊的投資相對來說較小，不會直接受其影響，但影響依然會在。

那么，"財富幻覺"是什么意思呢?"財富幻覺"與央行印鈔票無關，與資產泡沫無關，但與代際的人口結構相關。

在這里，我給出人口學家提供的反映人口結構的三組數字來討論"財富幻覺"。這是我國三個不同時間點上的人口總和生育率。1961年我國的總和生育率是6.1，也就是一個家庭平均生6個孩子;1991年，這個數字是2.2;2010年以后，官方給出的總和生育率是1.55。

假定我國實施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后，獨生子女政策得到嚴格貫徹，那么新中國建立后出生的第一代人，即上世紀50、60年代那代人，大概是80后和00后兩代獨生子女總人數的1.33倍。有人可能會說，各地有很多"超生游擊隊"，也許可以從數量上緩解人口代際結構失衡。但是，如果這些超生人口沒有相應的人力資本投資，那他們其實有可能成為社會的負擔和不穩(wěn)定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義務教育的均等化具有重大意義。

目前，中國家庭的凈資產中平均60%是房地產。當我們投資第二套房產時，存在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個體理性產生集體非理性的結果。老年人需要的是養(yǎng)老消費品和服務，而不是房子。我們今天持有房子的一個考慮是，在需要的時候用房產去置換需要的養(yǎng)老產品與服務。事實上，在這個置換過程中將面臨兩個驚險的"跳躍"。

　　一個驚險的"跳躍"是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講的"產品的實現"。他說，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企業(yè)生產出來的商品必須賣出去，才能實現它的價值。今天很多企業(yè)產能過剩、庫存積壓，就是沒有完成這個驚險的跳躍，因而很可能就此陷入破產境地?；氐劫I房養(yǎng)老這個問題上來，進入老年期，我們拋售自己持有的房產，問題是誰來買呢?理論上說，應該是我們的下一代人用他們的儲蓄來購買或者承接我們的房產。但鑒于之前說過的總和生育率下降，下一代的人數實際是減少的。同時，在政府實施二孩政策的背景下，這些人如果選擇生養(yǎng)兩個孩子，實際上就沒有太多儲蓄可以用來購買住房了。因此，當老人要賣房時，房價一定不是今天的價格，很可能只有今天價格的一半，甚至低于一半的價格。

第二個驚險"跳躍"就是我們以打對折的價格把房產變現后，還能不能按今天的價格買到養(yǎng)老服務。事實上，由于提供養(yǎng)老服務的年輕勞動力很少，到時養(yǎng)老服務價格很可能會翻番。

　　綜上所述，我們以為今天的財富凈值足夠養(yǎng)老，其實今天持有的財富凈資產很可能有50%或者更多是虛幻的，是未來不能發(fā)揮養(yǎng)老功能的。這就是"財富幻覺"的含義。它是人口代際失衡造成的，也折射了老齡化社會危機的隱患。簡單來說，老年人安享晚年需要的養(yǎng)老產品和服務，不取決于持有多少物質財富，而取決于年輕一代或兩代人的剩余產品生產能力。

　世界銀行曾經將國民財富分為四個大類：生產性資產、自然資本、人力資源和社會資本。其中，最重要的社會資本是第一次提出來的。

　　關于社會資本，我們可以將其看作一國擁有的有效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的能力。它由界定個人和集體、政府和市場的職能及關系，并使兩組關系之間的協同效應持續(xù)增進的制度安排和服務體系構成。如果社會資本不足，物質財富在增進國民福利方面的作用顯然就會大打折扣。

　當前，社會上存在財富結構的失衡現象：一是重化工業(yè)的固定資產和房地產等實物資產過度投資、過度積累;二是自然資源(土地、森林、礦產、水與清新空氣等)存在掠奪性開發(fā)和透支;三是人力資本的積累仍然不足;　四是包括制度、社會組織、誠信文化等在內的社會資本缺失。

　　前面三種失衡進一步表現為三種情況：勞動力簡單再生產的衰減，即勞動者人數的減少與勞動者健康狀況的不利變化;義務教育資源的總量短缺與分配不均;應試教育導致綜合素質及動手和創(chuàng)造能力的下降。

　　在四大類國民財富的結構中，社會資本的缺失顯得尤為關鍵。這涉及"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的問題。社會資本缺失的核心問題是政府職能的扭曲。政府職能應該是界定和保護私有產權，維護市場秩序，為市場有效配置資源提供制度保障，并提供公共服務和適度的宏觀調控以彌補市場不足。由于政績競賽、稅收利益、設租尋租的激勵機制、政府配置資源的行政體制，以及優(yōu)勝劣汰機制的缺失，則會一起造成社會資源的錯配和財富結構的失衡。

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投資者面臨嚴重的"資產荒"。無論家庭，還是金融機構，都不知道資金往哪里投。其實，"資產荒"背后是"好企業(yè)荒"。資源錯配造成產能過剩和企業(yè)盈利能力大幅度下降。全球央行實施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甚至負利率，引發(fā)通貨膨脹焦慮。家庭期望以實物資產來抵抗未來通脹，商業(yè)銀行則認為房地產抵押貸款是最安全的金融資產。這使得一、二線城市的土地和房屋成為眾人追逐的好資產，從而引起房價暴漲。也許我們前一二十年賺了錢，財富也增值了，但并不能排除相對于房價上漲的未來財富貶值。而這樣的人口代際失衡和財富結構性失衡，將會給大部分家庭和金融機構帶來難以規(guī)避的系統(tǒng)性風險。

如何消除"財富幻覺"呢?這就涉及財富結構的調整。財富結構的調整主要與國家的社會政策有關。中國未來14億人口的客觀需要是什么呢?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口老齡化和人均收入提高是最為確定的趨勢。同時，我們可以確定食品和物質產品的消費在消費支出中的相對重要性將會不斷下降，精神文化產品的體驗和即時消費服務的重要性將會不斷增加。

由于物質財富具有的技術折舊與物質損耗，再加上共享理念的興起，人們對物質財富的需求會相對減少。最近高科技產業(yè)投資專家指出，我們目前持有的汽車90%的時間是趴著而非行駛的，無人駕駛技術普及將使家庭汽車需求減少80%。同時，在年輕一代樂意共享而非擁有時，對房屋的需求也將明顯下降。

當這些新的理念主導社會消費主流模式時，人們對物質財富的需求將會減少，其市場價格無疑也會不斷下降。比較而言，精神文化財富具有共享性、耐耗性。幾百年前的古典音樂家創(chuàng)造的經典曲目，仍然得到越來越多的人喜愛;幾千年前大思想家的經典著述，今天繼續(xù)給我們眾多的人生啟示。精神文化精品的生命力和社會價值似乎并不存在折舊，反而會隨著社會進步而不斷增值。由此可見，具有文化內涵和技術含量的物質產品生產能力、精神文化產品的生產能力以及即時消費服務的供給能力，其重要性將日益顯現。

　針對當前國民財富結構與未來增進社會福利的客觀要求不匹配現狀，我認為可以從以下三方面調整財富結構：

一、需要實施代際平衡可續(xù)型的人力資源開發(fā)戰(zhàn)略，包括根據實際情況，逐步調整生育政策;加大義務教育資源的投入，提高義務教育均質和平等性;進一步推動教育制度改革，提高下一代綜合素質、專業(yè)技能和創(chuàng)造力;推進再就業(yè)培訓，讓去產能過程中釋放出來的勞動力經過培訓在產業(yè)升級和服務發(fā)展中實現再就業(yè)，等等。

　二、政府需要轉變職能，發(fā)揮金融市場的積極作用。包括構建有效界定和保護私有產權的法律制度;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強化監(jiān)管的威懾性，防范商業(yè)欺詐，提高市場透明度;健全優(yōu)勝劣汰的企業(yè)破產和市場退出機制，營造適合好企業(yè)發(fā)展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消除"資產荒"，打通儲蓄通往高成長產業(yè)和高效率企業(yè)的投融資通道等。

　　三、需要強化知識產權的保護，并探索即時消費服務業(yè)的權責界定機制和新型商業(yè)模式，以此促進高新技術產業(yè)和文化產業(yè)的發(fā)展。即時消費服務業(yè)與傳統(tǒng)制造業(yè)有著本質的區(qū)別，服務的生產、銷售與消費是同一過程，具有很強個性化、人性化和專業(yè)技術要求。因此，與制造業(yè)產品質量的認證與鑒定不同，即時消費服務業(yè)的權責界定和質量保證相對復雜和困難。

　服務提供者的職業(yè)道德、敬業(yè)精神和市場信譽，消費者的理性和遵紀守法，都是即時消費服務業(yè)健康發(fā)展的基本要素。如何健全法規(guī)行規(guī)，形成有效的市場秩序，并通過商業(yè)模式的創(chuàng)新來適應其發(fā)展的特殊要求，是一個需要研究的重要課題。另外，即時消費服務業(yè)發(fā)展的一個瓶頸在于，具有良好服務技能和敬業(yè)精神的人才不足。因此，需要探索相應的專業(yè)培訓、技術傳播與專業(yè)評價機制，或在即時消費服務業(yè)引入學習型的現代企業(yè)組織，進而消除這些發(fā)展瓶頸。